警察听了他的事，看了他手里的纸条，又仔细看了看周平平，周平平当成宝贝一样的纸条在值班民警手里传。
周家早已搬离旧居，可纸条上写的地址不是一般人能住的，是机关大院，早年单位分房、住户登记的档案全都完整归档留存，十几年前哪一户住的是谁，只要走正规手续，一查便能一清二楚。
况且，当年周父直面歹徒威胁、分毫不肯退让的事迹，更是公安单位里常拿来开会宣讲的榜样事迹。
周平平被临时安置下来，没过几日，便被带去抽了血。
九十年代初，DNA亲子鉴定对寻常百姓而言，还是个无比陌生的新鲜词汇。没人跟他多解释原委，他也懵懂不知其中深意，只迷迷瞪瞪地伸着胳膊，任由医护人员抽走了一管血。
等待结果的十来天，他一直待在收容站里，日子过得枯燥又焦灼，一天天数着熬过去。收容所墙面斑驳老旧，糊着泛黄发脆的旧报纸，他无事可做，将糊墙的旧报纸上边边角角的新闻都看了。
漫长的等待过后，好消息终于传了过来。
派出所的同志找到他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带着几分宽慰：“天可怜见，隔了这么多年，周书记的儿子竟然还活着。小伙子，你父亲是英雄啊。”
周平平听的云里雾里，见对方笑，他也跟着笑。他问能不能见见那个周书记，派出所同志说，他生父母已经赶过来了。
周平平着急忙慌，又重新洗了个澡、唯一的衣服没有干透，不过好心的同志又给他准备了干净的。他从来没穿过那么柔软的料子，小心的抻得没一个褶。周平平站在镜子前面挺了挺腰板，把自己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——瘦了点，但好歹干净利落。镜子里的周平平干瘦，个子也不算很高，整日顶着大太阳劳作，皮肤被晒成了均匀的小麦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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